編者按：《紅巖春秋》發表文章《“放下屠刀”的侵華日軍陸軍中將》。文中記述侵華日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對侵華戰爭的深刻反省以及他獻身護憲運動，反對軍備國防，積極開啟中日友好運動，5次訪問中國并與毛澤東互贈禮物。現對該文摘編如下：

深刻反省侵華戰爭，對田中角榮表達不滿

1945年8月15日拂曉，曾指揮了兩次長沙會戰的日本陸軍大將阿南惟畿切腹自殺，幾個小時之后的正午時分，“玉音放送”（天皇廣播）開始發布已于前一天提前錄好的日本裕仁天皇親自宣讀投降詔書的聲音，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停止戰爭行為。

聽完天皇廣播的遠藤三郎百感交集，各種思緒在他的腦海中翻騰涌動，只是這些思緒當中全無懊惱和憤懣，有的只是懺悔和反省：“當我拜受完停戰的詔書，冷靜地離開的時候，在我的頭腦當中浮現出來的是——‘戰爭是最大的罪惡’‘軍隊是危險的存在’‘真正的武力是無形的而只存乎于心中，如果具備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心志，軍隊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還有‘以德勝人者則強、以力勝人者則亡’這一古訓，‘真正的勝利不是用暴力把對手打垮、而是以仁德將其化敵為友，正者無敵’。這些認知是我在經歷長達近40年的軍旅生活之后得出的結論。”

在遠藤三郎的回憶錄《日中十五年戰爭與我》的序文里，他開門見山地寫到：“那場戰爭客觀的來講，是確鑿無疑的侵略戰爭，其結果也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慘痛敗北。因此，我在當時（戰時）的一切的所作所為當然也就徒勞無益了。”在書的最后還有寫給年輕人的寄語：“我相信日本與中國之間這場持續了15年（日本侵華戰爭從“九一八”事變算起共計14年，日本學界很多學者算作15年，是周年與非周年的算法差異——作者注）的戰爭，客觀的說，就是一場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無論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部分人肯定這場戰爭，他們自我陶醉似地認為這場戰爭進一步解放了世界范圍內的殖民地……”

不僅如此，他還對田中角榮表達了不滿：“對于日本在這場侵略戰爭中對中國犯下的罪行，田中角榮首相的認識是粗淺的。”并對田中角榮訪華時在歡迎宴會上的致辭表示質疑，認為田中角榮當時所說的“日本給貴國添了麻煩，我們對此表示深刻反省”這句話沒有充分表達出“罪孽的深重和道歉的誠意”，而中日兩國最終簽署的共同聲明里所使用的措辭——“戰爭給中國國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對此，我們深切的認識到這一責任并表示深刻的反省”，也只能說差強人意。

獻身護憲運動，反對軍備國防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8天，即1945年8月23日，遠藤三郎親自撰寫了一篇文章并在日本國內各大著名報紙上同時發表。文章鮮明地指出，“日本已經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所以就沒有軍備了，但這絕不是值得悲痛的事情，相反，倒不如說這是日本的黎明，為了日本的將來，更為了世界的和平，這是應該高興的事情”。此番言論一出，立即受到一部分軍人和右翼分子激烈地逼問指責。但當時戰爭剛剛結束，軍人集團與右翼勢力正處于最低谷，盟軍占領之下的日本終于還是制定了一部和平憲法即《日本國憲法》，并于1946年11月正式公布。

然而，朝鮮半島在1950年爆發戰亂，日本政府無視并歪曲和平憲法，開始重整軍備，再次走上“軍備國防”的道路。這促使遠藤三郎積極投入到護憲運動中，他堅信“軍備式國防是錯誤的，軍備應當完全廢除……日本在世界上爭做率先完全廢除軍備的領頭者才是日本的黎明”。

遠藤三郎在護憲運動中的不遺余力與兢兢業業得到了日本國內眾多和平主義人士的贊賞，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在給《日中十五年戰爭與我》一書作序時說：“……遠藤三郎君所致力的和平運動是基于持續40年之久的軍人生活和實戰體驗，附有作為軍事專家的科學的判斷，貫穿了反對軍備國防之理論，……遠藤三郎君的這本書的論述會將彼等的糊涂言論打破到體無完膚的地步。”這幾句話充分顯示出遠藤三郎在護憲運動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開啟中日友好運動，與毛澤東互贈禮物

遠藤三郎深知，能否廢止“軍備國防”并維護和平憲法不僅取決于日本自身，還大大受制于國際政治環境。他開始積極地尋求機會與新中國政要接觸和溝通。

1955年8月，作為中國代表之一的劉寧一赴日本廣島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寄住在東京品川區的王子酒店，遠藤三郎與護憲聯盟的風見章等幾個人于會議結束后一同去拜訪他。交談中，遠藤三郎十分坦誠地對劉寧一說：“盡管臺灣問題是貴國的國內問題，但是如果發展成了武力沖突的話，蔣介石的背后有美國，貴國又與蘇聯交好，這兩個國家都是有核武器的，沖突會逐步升級到何種程度就難以預料了。因此，想懇請你們雙方務必停止爭斗啊。”這些話出自一個侵華日軍原高級將領之口，著實令劉寧一感到意外，遂當即回應遠藤三郎說：“像今天這樣有實質內容的話，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我回國以后就向我的上級報告，希望先生能來中國直接與我們交談。”幾個月之后，遠藤三郎收到了來自中國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的邀請。1955年秋，遠藤三郎與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先生一同來到中國訪問。

這次訪問給遠藤三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來中國之前，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中國對日本有沒有復仇或是侵略的企圖？”當他實地考察了新中國國民教育以及軍隊教育的情況后，這個疑問徹底解開了，“一國國民從孩童時代就徹底地接受‘國際友好’‘發動侵略戰爭的軍隊必敗’等內容的教育，像這樣的國家會去侵略別的國家嗎？”

遠藤三郎還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其他政要的親切接見，毛主席在會談中對遠藤三郎說了這樣一句話：“一直以來，從日本來的客人大多數是左翼人士，我們也想見一見右翼人士。尤其是像遠藤三郎君這樣的軍人，我們也是想見一見的。”遠藤三郎回憶，當他離開北京回國的時候，“廖承志先生在飛機場向我轉達了周總理的口信——希望我盡快尋求機會組成一個軍人代表團來中國訪問。中國政府方面存有這樣的一個期望”。

回國后，遠藤三郎積極組建“原軍人代表團”，并于1956年和1957年兩次率“原軍人代表團”訪問中國。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訪問中國期間，遠藤三郎特意準備了一把家傳的日本寶刀贈與毛主席，毛主席則以齊白石先生的一幅名畫作為答禮，還附上一封親筆書寫的感謝信，信中寫道：“承遠藤三郎先生惠贈珍物，無以為答，茲以齊白石畫竹一幀為贈。”

1960年初，日本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群眾運動——安保斗爭，遠藤三郎于此時再度接到來自中國方面的邀請。隨后，他以個人名義帶領友好人士德地末夫來到中國訪問，這是他在戰后第四次訪問中國。訪問的過程中，遠藤三郎與德地末夫商量把那些志同道合的舊軍人聚集起來，組織成立一個“中日友好原軍人會”，兩人回國后立即著手實施且訂立了創立宣言：

親身體驗過戰爭之罪惡的我們這些原軍人，發自內心的認識到人類的尊嚴，因而我們否定戰爭。

我們立足于對過去的反省，遵守已經寫明“放棄戰爭”“不保持作戰能力”等內容的日本國憲法，為了真正地能為人類的幸福與世界的和平作出貢獻，需遵照成立本會的宗旨書以及會則行事，同志之間應相互協助阻止一切戰爭準備，努力消除戰爭原因，主動推動與近鄰各國尤其是中國的友好關系。

周恩來評價：“遠藤先生比我們還要‘左’啊！”

1972年6月6日，遠藤三郎一行自羽田機場出發，先在香港停留兩晚，然后在廣州停留一晚，最后于6月9日傍晚時分到達北京。他在日記中詳細的記述道：

從深圳到廣州的途中，我透過車窗眺望兩旁農村的狀況，田地整理得井然有序，真的是今非昔比啊。另外，我還在到達廣州后的8號下午參觀了交易會場，產業方面的進步也讓我眼前一亮。時隔12年再次來到中國，真的是令我百感交集。6月9日傍晚到達北京機場，我受到了王國權先生等諸位的熱情迎接。已經許久沒見的孫平化先生、肖向前先生、金蘇城先生、金黎先生等和以往相比一點兒都沒變，看上去還是那么年輕有精神。他們都熱情地歡迎我的到來，令我完全感覺不到歲月之隔帶來的生疏，那種親切感反而令我感覺就像是回到故鄉，受到親兄弟迎接一般。

遠藤三郎于6月14日下午4點在人民大會堂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兩人暢談了三四個小時，其間聊的最多的仍然是日本的軍備與國防問題。交談中周總理說道：“日本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持有一定的自衛力量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現如今大搞軍國主義化，不能不引起中國的關注啊。”遠藤三郎立刻認真起來，他借用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話回應：“自古以來，總是有人借著自衛的名義發動侵略戰爭，正因如此，和平憲法中即使考慮到國家的自衛權也禁止保持軍隊。”周總理聽后大笑：“遠藤三郎先生現在變得比我們還要‘左’啊。”

6月16日上午，遠藤三郎來到陳毅、李德全、蔡廷鍇以及謝光南的墓前獻花，隨后與陳毅將軍的長子陳昊蘇會面并交談，之后又到西安、延安、南京、上海、長沙、韶山等地參觀考察，最后于7月7日上午8時40分在香港乘飛機回國。這次訪問前后歷時一個月，遠藤三郎見到了他的中國“老朋友”，也參觀了中國各地城市，留下了一段珍貴和難忘的記憶。

對于中日兩國關系，遠藤三郎的認識非常客觀，他常對他的朋友說：“切莫害怕改正錯誤，這是古訓。做了壞事就坦率的道歉，在此基礎上去商討未來，我認為應該這樣做才對。”

對于先后5次訪問中國，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的熱情與友好常令他感激不已：“（他們）也不問我最初去中國訪問的動機是什么，對于像我這樣一個參加了自1931年以來全部的日本侵華戰爭、罪孽深重的舊軍人，中國政府和人民還是把我當成一個親切的朋友來款待。”

遠藤三郎認為，中日關系終究會向前發展，雖然前進的道路十分曲折，“我覺得中日兩國之間的人際的交流、文化的交流、經濟貿易的往來都會越發的興盛起來，但是我認為心靈層面的交流是最重要的”。

1984年10月11日，遠藤三郎去世，時年91歲。